公司支付谢鹏(化名)工资的凭证。(受访者供图)

　　内江小伙疑因查出艾滋病被辞退，经法院调解重回工作岗位

　　近日，四川内江疑似艾滋病感染者谢鹏(化名)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在内江市市中区法院主持下进行了调解，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：双方现场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，被告内江某公司支付原告谢鹏6.3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发此前的工资(二倍计算)。加上此前劳动仲裁委裁决被告支付的工资，调解协议总价值逾17万元。

　　对此结果，谢鹏表示非常满意，目前他已经回到公司继续上班。

　　起因

　　HIV抗体成阳性刚入职小伙被迫“养病”

　　2017年4月7日，谢鹏以入职招聘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内江市某公司，入职一个多月后，单位组织体检。对未来满怀期待的谢鹏没想到，这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　　“当时体检结果出来后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HIV抗体检测成阳性。”谢鹏说，当时自己就懵了，但抱着怀疑的心理，他提出了复检，而后就是一段漫长的等待。6月9日，谢鹏突然收到了公司的通知，“部门主任跟我谈话说因为你入职体检不合格，回家好好‘养病’吧”，谢鹏回忆道，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。

　　此后，谢鹏多次向公司申请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回到单位上班，但公司不同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只是让谢鹏在家完成工作任务后用网络传输的方式传给公司同事。当年7月27日，公司支付3000元工资后，便了无音讯。

　　维权

　　申请劳动仲裁提出双倍工资补偿申请

　　回到家里的谢鹏只在网络上寻找相关信息。他发现，我国法律规定，艾滋检测遵循“自愿咨询检测”原则，公司入职体检不应包含艾滋检测。

　　在律师的帮助下，谢鹏于2017年11月10日向内江市劳动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。

　　申请中，谢鹏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去年4月7日至6月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中的其中一倍工资17646.1元，支付去年6月10日起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、也未支付的双倍工资暂计42000元，并与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“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的岗位正常工作。”谢鹏说。

　　2017年11月27日，内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庭，开庭审理这一劳动争议，并在12月6日作出裁决：用人单位由于未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，应支付谢鹏6月9日前的双倍工资;6月9日公司以体检不合格为由与谢鹏解除了劳动关系，故不属于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。

　　调解

　　签订劳动合同小伙重新回公司上班

　　“我不是公务员，但体检却以公务员的标准进行了HIV抗体检测!并可能以此为由拒绝签约，我认为单位存在歧视艾滋病人的情况。”不满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结果的谢鹏，向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，要求获得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外，还要求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

　　2018年1月25日，内江市市中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后根据双方意愿决定调解结案。

　　谢鹏的代理律师于全介绍，2018年春节过后，法院又联络原告方，了解原告的心态和意愿。在原告方表达了调解意愿之后，法院将调解时间定为4月28日、“国际劳动节”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。这次调解，双方当场达成了调解协议、签订了劳动合同。调解协议内容如下：

　　一、原告与被告自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，月工资以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为准，扣除社会保险费用、住房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每月不低于3400元;

　　二、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6月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758.74元(该款项已经支付);

　　三、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3，000元，此款定于2018年5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。

　　感动

　　同事理解支持小伙表示要努力工作

　　“前前后后差不多一年了!”谈到本案的经历，谢鹏感慨万千，“现在，我终于回到了我钟爱的工作岗位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，来回馈各界传递给我的温暖和力量。”

　　“我从劳动节后就回到了单位上班。”谢鹏笑着告诉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。

　　那么对于谢鹏重回公司上班，公司领导和职员又是怎么看的呢?

　　据谢鹏介绍，近段时间来可以明显感到单位的态度变化，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大家对他都很关照，态度与他刚上班的时候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同时，谢鹏称，有一件事让他很感动：“让我意外的是，我得知单位的领导召集了部门负责人开会，参会的同事们一致投票表示愿意和艾滋感染者共事。”谢鹏激动地说。

　　对于能取得这么一个满意的结果，律师于全认为：“本案最终能够达成调解，离不开当事人的坚持、法官的细致工作、公司的从善如流，更离不开公司职员在内的广大公众的理解、关注和支持。”延伸阅读：因感染艾滋遭拒诊 调查：“拒诊”事件并非一时一地的个案

　　艾滋病人发病时，有定点的传染病医院针对艾滋病施救。尚未发病的感染者有其它疾患需要手术，到非定点的综合性医院就诊时，往往会被以各种形式和理由拒诊。

　　今年4月，闹得沸沸扬扬的华西医院被称拒诊血管瘤事件发生在成都，一年前，本报关注的感染者晓峰被拒诊肺癌在天津，三年前，本报所写的艾滋女孩小布颅底肿瘤被拒诊发生在上海，而这，只是冰山一角。

　　正如陕西爱之家感染者支持组织负责人吴勇所言，“拒诊”事件并非一时一地的个案。甚至，不只是发生在非定点医院。

　　近日，微博上热传拒诊肝癌患者的长沙某医院就是定点医院，当事人“杠杠”记录道，“然后我坦白了携带者的身份，医生收回了住院单，说联系一下感染科看看，手术还是外科做。主任说，留下号码等消息。两天过去，电话没有消息，我又找到主任，答复是，阻力相当大。”

　　而在上海，尽管定点医院的条件较好，感染者阿健表示，“很多时候，非定点医院会要病友转诊到这家医院。而这唯一定点收治感染者的医院毕竟最擅长感染病的治疗、且床位有限，对其他各科的诊疗水平也与大型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相比有些差距。

　　有限的互助

　　遭遇拒诊，感染者会如何应对?吴勇解释，在以往，被拒诊者罕有站出来讨说法的，因为害怕被过度关注、隐私曝光。近几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拒诊者通过微博平台给医院舆论压力来维权，他们拖着病体在微博上即时更新进展，靠有影响力的圈内大号转发获得关注，同时寻求感染者支持组织辅导和协调。

　　“前年，我们跟西安市卫生局协调以后，安排了10多个拖了很久的病友做手术，又为157个病友提供了咨询帮助，去年又是150多个，”吴勇表示，虽然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在帮助病友应对“拒诊”上，面对数量众多、四处碰壁的病友，自己提供的帮助有限且滞后。“我们有些病友得了肛肠类疾病，从小病拖成肛瘘，一直找不到肯开刀的医院,日常生活中有体液渗出时，他们就只好先用卫生巾垫着。”

　　记者在网上看到一份拒诊应对指南，名为《突破生命之困，给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解决手术难问题的建议》，详尽罗列了与“拒诊”相关的法律条例和知识经验。该指南被转载了360次，一位转发者留言：“再好好学习下。也再发出一点声音，即使，很微弱。”

　　非定点之惑

　　2012年11月，国家卫计委发布《卫生部关于加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其中写道：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(问)负责制。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者拒绝诊治。在不具备提供相关医疗服务诊疗条件时，医疗机构要及时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转诊至定点医院，或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，由卫生行政部门协调转诊等相关事宜。

　　既然已有明文强调“首诊负责”制、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，那么在“拒诊”、“转诊”事件中，非定点医院都是怎么说的?

　　今年4月华西医院某位医生公开发文表示，医院并没有拒诊，之所以在知道病人为感染者后将手术改为观察，是因为知道感染者身份后，手术风险增大，需要“重新评估手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”。

　　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一位外科医生则表示，“不是我们医护人员惧怕艾滋病，而是我们不是传染病医院，不具备条件，不知道怎么做防护、消毒措施，特别是为了防止交叉传染，所以要转诊”。

　　那么，对于艾滋病毒，应该做到怎样的措施?是否非定点医院确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?

　　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答，“埃博拉和非典国际上有指导的防护措施，但对艾滋病没有，它的防护措施和为乙肝、丙肝病人治疗时是一样的。”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也表示，“就一般的消毒隔离措施就可以了”，艾滋病毒的生存能力比肝炎病毒还差，一般医院都可以做到对艾滋病毒的消毒措施。

　　医者的挑战

　　“医生也确实面临相当的风险。”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，即便在发达国家，也没有更好的保护措施，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依然可能被手术刀割破手套、割伤手指，“但是不能因此就抛弃患者，还是要正面对待。所以一定要严格执行规程，其实不论是否面对艾滋病人都应该注意防护。”姜庆五表示，应该在医护人员中加强宣传培训。

　　医护人员的忧虑是实实在在的。“我给一位HIV病人做过胃大切手术。手套戴两层，刷手刷好几遍。下台之后，浑身冷汗。”一位微博名为“鲁医生”的武汉三甲医院住院医生说，外科医生动手术割到手，是家常便饭的事。“读了20年书，好不容易拿到全国前几医学院的博士，才开始独立行医生涯没多久，我承认我担不起这种手一滑就可能毁一生的风险。”

　　资料显示，我国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平均每年约500-700起，而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吴尊友亦曾表示，如果在职业暴露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内服用抗病毒药物，可阻断艾滋病病毒感染。

　　但是，遭遇职业暴露的医护人员，其心理负担、服药后身体的副作用不容忽视。“当时万念俱灰，甚至想着安排后事了，”四年前，广州某骨科大夫卫医生第一次遭遇艾滋病的职业暴露。他表示，此后又经历过两次HIV职业暴露，心理上已经不那么恐惧，但是服用阻断类药物的副作用仍然无法克服，“整整一个月，头晕、恶心甚至呕吐，每天回来要在床上躺着。”

　　2013年，艾滋病被纳入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;2015年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》印发，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的人员可参照工伤抚恤。

　　也许，在医患矛盾已经非常紧张的当下，除了宣传、培训，给予面对职业暴露风险的医护人员以更多的保障、关怀，会是立医法、弘医德这些“上层建筑”最有力的支撑。